唐雨童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統(tǒng)治者以“國語騎射”維護民族性，又通過“尊儒崇經(jīng)”實現(xiàn)滿漢文化的融合。在這樣的治國方略下，清朝滿族皇親貴戚是如何研習漢語的呢？這段獨特的語言學習史亦如一面鏡子，從中能窺見滿漢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動實踐。

　　體系完備的雙語課堂

　　1 6 4 4 年清軍入關(guān)時， 攝政王多爾袞面對的難題除了戰(zhàn)場廝殺，還有如何與數(shù)量龐大的漢族精英對話。入關(guān)初期，清朝采用的各項制度基本沿襲自明朝，朝中公文多用滿、蒙、漢三種文字書寫，而滿族官員中懂漢語的比例較低，給國家治理帶來了諸多不便。這促使清廷在內(nèi)城專門設(shè)立了“八旗官學”。

　　八旗官學最初每旗設(shè)一所，隸國子監(jiān)?？滴跷迨辏? 7 1 1 年） 改為每二旗一所， 雍正六年（1 7 2 8 年） 又恢復為每旗一所。八旗官學的教學內(nèi)容主要包括滿語、漢語、騎射等，學生需同時學習滿文和漢文。

　　漢語學習的內(nèi)容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教材多為滿漢合璧本。學生在學習滿語語法后，首先學習《三字經(jīng)》，隨后學習“四書”，再學習儒家諸經(jīng)。每月逢三、六、九日，助教會為學生講解經(jīng)書，并要求學生記錄經(jīng)義，以備檢查。此外，八旗子弟還需學習漢語寫作和翻譯，以滿足科舉考試和官場實用需求?！端膸烊珪?middot;欽定八旗通志》載：“凡呈送八旗、漢軍各官蔭監(jiān)生及官學生，國子監(jiān)于策論判語內(nèi)，酌量出題考試，再令繙（翻）譯滿漢文一篇。”

　　八旗官學的設(shè)立，集中體現(xiàn)了清朝統(tǒng)治者的人才培養(yǎng)理念：在保持滿族傳統(tǒng)的同時，系統(tǒng)推進漢語及漢文化的學習。

　　我們熟悉的乾隆寵臣和珅則是畢業(yè)于等級更高的咸安宮官學（創(chuàng)立于雍正六年，位于紫禁城咸安宮，專為培養(yǎng)宗室及滿漢高級官員子弟）。其于乾隆年間進一步擴大規(guī)模，成為清朝的精英教育機構(gòu)，在當時只有上三旗勛貴和一品官員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學習內(nèi)容包括儒學經(jīng)典、滿漢雙語、數(shù)學、繪畫、騎射武藝等，師資多為翰林院學者或朝廷重臣。史料記載，和珅約在1 0 歲進入咸安宮官學學習， 表現(xiàn)很出色，著名學者袁枚就曾表揚他與弟弟和琳“少小聞詩通禮”。

　　從面向普通八旗子弟的八旗官學到針對帝國精英的咸安宮官學，清朝統(tǒng)治者成功建立起一個系統(tǒng)的雙語人才培訓系統(tǒng)，為其統(tǒng)治奠定基礎(chǔ)。

　　滿漢合璧的教科書

　　雍正八年（ 1 7 3 0 年），舞格壽平編著的《清文啟蒙》一書刊行，全書共四卷，是一部系統(tǒng)的滿漢雙語教材，也是清代流傳最廣、版本最多的滿語教科書之一。此書采用滿漢合璧的形式，滿文和漢文對照編排，極大地方便了滿漢兩族的學習和交流，不僅有助于滿族子弟學習漢語，也便于漢族官員學習滿語。

　　《清文啟蒙》以漢語對滿文進行注釋、注音和講解。卷一主要介紹滿文語音和文字，包括字母、音節(jié)字、切音字的正讀和正寫規(guī)則，其中“滿洲十二字頭單字聯(lián)字指南”共收十二字頭及字頭內(nèi)音節(jié)1 4 1 1 個， 均配有漢字注音及例詞。“ 滿洲外聯(lián)字” 收滿語詞3 3 個， 均配有漢字注音及詞義。卷二和卷四為詞匯部分，包含滿漢文對照的日常用語和同音詞、同義詞的辨析。卷三則是語法部分，詳細解釋了滿文虛詞的用法，動詞的時態(tài)、語態(tài)、體態(tài)等變化。

　　《清文啟蒙》記載的語料體現(xiàn)了彼時北京方言的口語面貌、滿漢雙語并行的語言格局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書中記載的“ 挫磨”“虛套”等詞有明顯的北方口語色彩。可以說，此書不僅是學習漢語和滿語的入門教材，還為清代歷史、滿語史、漢語史研究以及早期北京話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后世清朝漢語教材繼承了這種滿漢對譯的編寫原則。1 7 7 1 年刊印的《御制增訂清文鑒》，將漢語詞匯按滿語語法分類注釋，既符合滿族思維習慣，又準確傳達了儒家理念。

　　《四庫全書》蘊藏的滿漢智慧

　　清乾隆時期編修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堪稱滿漢文化交融的巔峰，不僅體現(xiàn)了清朝滿族親貴對漢語學習的熱情，也反映了滿漢文化的深度融合。

　　《四庫全書》的編纂團隊中，既有漢族學者，也有滿族貴戚和官員。例如，總纂官紀昀（紀曉嵐）的助手中有三分之一是滿族學者。這些滿族學者不僅精通滿語，還熟練掌握漢語，負責?？睗h文典籍和滿文譯本的審定工作。《四庫全書》正總裁（總負責人）、乾隆帝第六子愛新覺羅·永瑢在給乾隆的奏折中寫道：“臣等日校漢籍，夜譯清文，常為某字對應爭論竟夕。”永瑢本人還有很高的書畫造詣，曾組織畫師為《四庫全書》繪制插圖。據(jù)《清宮檔案》記載，他要求插圖中滿漢文化元素融合，如將滿族服飾細節(jié)融入儒家經(jīng)典配圖。

　　這種跨語言的學術(shù)碰撞，不僅提升了滿族學者的漢語能力，也推動了滿漢文化的深度融合。

　　滿族學者在參與編纂過程中，還將滿族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理念融入到漢文典籍的整理中。《四庫全書》中收錄了大量滿文文獻，這些文獻不僅反映了滿族的歷史和文化，也吸收了漢文化的精髓。如《欽定繙譯五經(jīng)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滿漢合璧《五經(jīng)四書》）、《欽定同文韻統(tǒng)六卷》（滿漢藏梵四體文字對音書）、《御定清文鑒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二卷》（分類型滿漢合璧詞典）等。

　　北京故宮大部分牌匾都是滿漢對照的，漢文在左，端莊典雅；滿文在右，筆畫遒勁，兩種文字相映成趣。清朝滿族親貴學習漢語的歷史，恰似這牌匾的雙重視角：積極維護本民族獨特文化，主動接納多元優(yōu)秀文化。從馬背上的簡單對話到廟堂之高的經(jīng)義論辯，從生硬的字詞對譯到自如的詩詞唱和，這場持續(xù)三百年的語言習得歷程，最終匯入中華文明的長河。

　　（田甜星摘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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