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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晚清小說的勃興是近代中國文學轉(zhuǎn)型的重要標志，其中翻譯文學勢頭幾近壓倒創(chuàng)作。在域外文學譯介占據(jù)主導的文學場域中，西方小說的敘事范式與思想資源被系統(tǒng)引入，不僅重構了傳統(tǒng)小說的文體格局，更通過“小說新民”理念推動了社會啟蒙的進程。林紓作為該時期最具范式意義的翻譯家，其譯作盡管顯見于翻譯失真以及因譯者政治立場與文化保守主義造成的譯介活力消解，但仍具有突出且不可磨滅的貢獻。研究發(fā)現(xiàn)，林譯小說的接受與影響不僅在于文學審美革新，更在于其以翻譯介入現(xiàn)實的文化策略。林紓通過歷史化重構，將西方虛構文本轉(zhuǎn)化為本土現(xiàn)實問題的觀照鏡像，彌合西方文學與中國現(xiàn)實的文化裂隙，在晚清社會建構了集體共情效應，強化了小說的社會啟蒙功能。林紓的創(chuàng)造性改寫翻譯策略為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的發(fā)生提供了獨特的實踐路徑，在跨文化傳播史上具有典范意義。

　　關鍵詞：晚清翻譯史；林譯小說；翻譯政治；文化調(diào)適；接受機制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832-0317（2025）01-0009-6

　　DOI：10.12424/HA.2025.002　　本文鏈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501-009.html

　　一、晚清翻譯小說的繁榮

　　晚清小說是中國小說最繁榮的時代，當時成冊的小說，至少在一千種上。究其原因：第一，印刷事業(yè)和新聞事業(yè)的發(fā)達；第二，受西洋文化影響，知識階級認識了小說的重要性；第三清朝內(nèi)憂外患，寫作小說，以事抨擊，提倡維新與革命。在當時，不僅新聞紙竟載小說，?？≌f的雜志應運而生，如1902 年梁啟超的《新小說》、1903 年李伯元的《繡像小說》、1906 年吳趼人的《月月小說》。嚴復與夏穗卿合作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以及梁啟超的《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和《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902）都深刻闡釋了小說的重要性，“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天僇生指出中國小說寫作的動機不外三種，憤政治之壓制不得不作，痛社會之渾濁不得不作，哀婚姻之不自由不得不作。因此，晚清的小說，遂有了幾個特征：第一，充分反映政治社會的方方面面。第二，以小說作為武器對一切惡現(xiàn)象抨擊。第三，以小說作啟蒙運動為灌輸新思想新學識。第四，兩性私生活描寫的小說復出（阿英，2017：5-6）。晚清小說的形式一部分模擬《儒林外史》，也有一部分作品仍然采用純粹舊小說形式。作品反映了極其復雜的作家思想，頑固守舊、進步反滿、君主立憲等。魯迅謂其“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詞，以合時人嗜好。”晚清小說誠有此種缺點，然亦自有其發(fā)展。如受西洋小說及新聞雜志體例影響而產(chǎn)生新的形式，受科學影響而產(chǎn)生新的描寫，作為武器反一切社會惡現(xiàn)象，有意無意地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引導中國小說走向新的道路，獲得更進一步的發(fā)展。

　　晚清小說生態(tài)呈現(xiàn)顯著的譯介主導特征，翻譯作品占比達三分之二。這一文化現(xiàn)象沿循著清晰的歷時軌跡：鴉片戰(zhàn)爭后，先覺知識分子開啟西學譯介工程，從嚴復系統(tǒng)引入西方哲學到改良派主導文學譯介，最終在1898—1919 年間形成翻譯文學浪潮。依據(jù)作品的性質(zhì)、內(nèi)容、傾向等方面，可大致將這二十年的譯書劃分為前、中、后三個時期（薛綏之，2009：213）。前期（1898—1905）以改良主義為內(nèi)核，政治小說譯介占據(jù)主流，《經(jīng)國美談》《美國獨立記演義》等政論性文本構成話語矩陣，輔以林紓《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開拓的言情/ 社會小說維度。中期（1905—1911）伴隨帝國主義侵略加劇，譯介重心向科學啟蒙偏移，魯迅《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譯作，經(jīng)典名著譯作如奚若的《天方夜談》和林紓的《吟邊燕語》等世界名著嶄露頭角，偵探小說、言情小說約占當時譯作總量的一半，福爾摩斯偵探案》《迦茵小傳》《蠻荒志異》等“冒險”“俠情”“神怪”小說也風靡一時，形成一股反動的逆流。后期（1912—1919）呈現(xiàn)專業(yè)化、精審化轉(zhuǎn)型，短篇翻譯小說增加，題材更廣闊，質(zhì)量更高，如周瘦鵑的《歐美小說叢刊》和陳家麟、陳大鐙合譯的《風俗閑評》，出現(xiàn)了改良新劇本，如徐卓呆的《遺囑》和嘯天生的《迷人心》。

　　翻譯小說氣勢之盛幾乎壓倒創(chuàng)作（薛綏之，2009：218），其動力機制包含四個維度：首先，改良主義者通過權力話語建構賦予譯介活動政治合法性。甲午戰(zhàn)敗后，維新派企圖進行政治改革，主張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實行君主立憲挽救危局。嚴復、夏曾佑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中寫道：“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助，是以不憚辛勤，廣為采輯。……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自以為亦愚公之一畚、精衛(wèi)之一石也。”

　　遂以“愚公移山”式的譯書工程實現(xiàn)“使民開化”的政治愿景。其次，類型文學譯介形成文化消費奇觀。言情、偵探及冒險類譯作占翻譯小說數(shù)量最多，其敘事模式暗合都市閱讀市場的雙重需求——既有《迦茵小傳》式的浪漫想象填補市民情感空缺，亦有《福爾摩斯偵探案》等懸疑文本滿足獵奇心理。魯迅犀利指出此類作品的文化代償功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非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在醉飽之后，在發(fā)脹的身體上抓癢的。”深層制度性支撐則來自第三維度：洋務運動構建的翻譯人才培養(yǎng)體系——同文館的建制化教育、留學生的跨文化實踐，維新派譯書局的規(guī)模運營，共同培育出職業(yè)化譯者群體。第四維度是傳播技術的革新。印刷事業(yè)發(fā)達和各種文學期刊矩陣的形成使譯作實現(xiàn)從精英圈層到市民階層的垂直傳播。這種政治訴求、市場機制、人才儲備與技術革命的多重共振，最終造就翻譯文學的文化霸權地位。

　　翻譯小說給中國文學界運輸了新的文學形式、新的創(chuàng)作方法、技巧，改變了“唯中國有文學”的狹窄觀念。但這一時期的翻譯小說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視對原著的忠實性，譯者不懂外文或中文差，只能合譯，是一種畸形的翻譯方式，譯作與原作比較，遺漏、刪節(jié)、加添、謬誤現(xiàn)象普遍。用文言文翻譯的較多，限制讀者面（薛綏之，2009：219-220）。

　　二、林譯小說

　　在晚清翻譯家中，林紓（1852—1924）以譯著最多、影響最大而著稱。林紓字琴南，又字徽，號畏廬，別號冷紅生，福建閩縣（今閩侯縣）人。性格剛強善怒，為人清介，學識淵博，精通古文、詩詞、繪畫、創(chuàng)作與翻譯。林紓早期受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熏陶，傾向新政，曾為維新派一員。然而，戊戌變法失敗后，其進步思想轉(zhuǎn)向保守，與封建衛(wèi)道者為伍，不主張徹底推翻封建制度，僅支持自上而下的溫和改良。與孫中山領導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主張相悖，他的政治理想是“君主立憲”。在新文化運動中，他堅持維護封建禮教和文言文，反對白話文，最終被歷史潮流所淘汰。

　?。ㄒ唬┝旨偟姆g思想

　　林紓創(chuàng)作豐富，著有小說《官場新現(xiàn)形記》、筆記《畏廬瑣記》、傳奇《天妃廟傳奇》、詩歌《閩中新樂府》和散文《畏廬文集》等。然而，其個人創(chuàng)作難以確立他在中國近代文壇的穩(wěn)固地位，其主要文學成就體現(xiàn)在翻譯上。林紓自四十四五歲開始翻譯，直至逝世共譯一百七十余種作品，幾乎全為小說，其中《黑奴吁天錄》《巴黎茶花女遺事》影響最大。其譯書目的與改良思想和愛國情懷密不可分。林紓近三十年的譯書生涯可以辛亥革命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出版譯作約五十種，雖較后期少，但每部都有序跋或達旨、例言、短評等，反映了其思想軌跡。林紓譯介西洋小說，動機主要有五：一是在民族危機深重時，以譯書警醒同胞，認識亡國滅種的危險；二是促進青年學習西方新思想，但堅持“學盜之所學，不為盜而但備盜”的原則；三是希望通過推廣君主立憲、振興實業(yè)使中國富強；四是在改良主義小說理論指導下，利用小說感人力量抉摘時弊、教育子弟、宣傳救亡；五是認識到西洋小說的藝術價值，從中取得創(chuàng)作借鑒，如中國“章回小說”的傳統(tǒng)體裁實從林紓而始打破（薛卓，1980：68-72）。綜上，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條件下，林紓通過譯書揭示國家危機，促進國民覺醒，引進西方先進文化藝術，激勵了當時的青年。他確是一位具有民族自尊心和強烈愛國主義的翻譯家。然而，林紓未能找到正確的救國道路，既要挽救祖國危亡，又要維護封建制度；既向往新事物，又固守舊禮教。“戊戌變法”失敗后，他仍堅持改良路線，反對資產(chǎn)階級革命，維護封建統(tǒng)治，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自《辛丑條約》簽訂后，清政府已成為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中國人民的工具。清政府不推翻無法根本改變中國積貧積弱、飽受列強侵侮的局面。在以后的譯作、特別是“倫理小說”的序跋中，林紓則動輒談禮教、講綱紀，說明他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和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劃清界限，也說明他的思想日趨落后、保守?？傊旨偳捌谧g作思想雖有消極面，但積極面比起后期來還是比較突出的。以辛亥革命為界，林紓前期精神飽滿，熱情洋溢，態(tài)度認真，譯筆出色，使我們想象出一個精神飽滿而又集中的林紓，興高采烈，隨時隨地準備表演一下他的寫作技巧。后期心境惡劣，情緒低落，以清室遺老自居，對民國深懷敵意，成為封建勢力的代言人，譯作質(zhì)量大為遜色，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困倦的老人機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驅(qū)使著退鋒的禿筆，要達到“一時千言”的指標。前期譯本多有序跋評語，后期則大量減少他不像以前那樣親熱、隆重地對待他所譯的作品，態(tài)度趨于隨便，甚至是冷淡、漠不關心。假如翻譯工作是“文學因緣”，那么，林紓后期的翻譯就頗像他自己的書名“冰雪因緣”（錢鐘書，1981：35-36）。

　　（二）林紓翻譯的“成”與“敗”

　　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將作品從一國文字轉(zhuǎn)變?yōu)榱硪粐淖?，既不露生硬牽強痕跡，又完全保存原有風味。然而，語言之間的差異、譯者理解與原作內(nèi)容形式之間的距離，以及譯者體會與表達能力之間的隔閡，使譯文難免產(chǎn)生失真和走樣，即“訛”（錢鐘書，1981：18-20）。在他所譯作品中，僅有六七十種是著名的，稱的較完美的四十余種，其他的書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不免勞力虛耗。他將許多優(yōu)秀劇本譯成小說，添加大量敘事，刪減對話，使作品面目全非（鄭振鐸，1981：11-13）。林紓寫過不少小說，并試圖采用哈葛德和狄更斯的筆法，在翻譯中遇到自認為是原作弱筆之處，常忍不住代作者改寫。盡管有時改得不錯，終究改變了原作面目，何況添改處不會一一都妥當。林紓翻譯方式獨特，自己不懂外文，必須與人合作，由他人口述，自己筆記，速度驚人，每日可譯五六千字（薛綏之，2009：222）。因此，在“訛”的問題上，人們常對林紓從寬處理，而嚴厲責備其助手。將無價值作品譯成中文，文體顛倒，可能源于口譯者缺乏文學常識；任意刪節(jié)原文，也可能因口譯者使用了原作的刪節(jié)本。林紓自己也曾推卸責任：“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達；即有訛錯，均出不知。”若得到好的合作者，林譯成就可能更高，錯誤也會減少（鄭振鐸，1981：14）。然而，林譯不忠不能完全歸咎于助手，其特色恰恰源于林紓本人的明知故犯（錢鐘書，1981：30）。林紓以譯書速度為傲，但下筆如飛、文不加點必有代價，如造句松懈、用字冗贅和字句脫漏錯誤。當然，助手們外文水平平平，臨時口述給不留思考間隙的林紓，難免出錯；助手事后也未校核林紓的寫稿，在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訛錯”在所難免。盡管如此，我們不應因林紓后期的反動立場和翻譯瑕疵而全盤否定其前期的譯書思想，更不能抹殺他在翻譯上的功績。林紓的翻譯開拓了國人視野，增加了對世界的認識，提高了小說和小說家的地位，開創(chuàng)了翻譯世界文學作品的風氣（鄭振鐸，1981：15-17）。

　　（三）林紓對翻譯的態(tài)度

　　林紓不愿被稱為“譯才”。當康有為評價“譯才并世數(shù)嚴、林”時，林紓深感不滿。他重視“古文”而輕視翻譯，認為康有為舍本逐末，不講他的“古文”成就，反而關注翻譯小說；他還認為應將評價改為“譯才并世數(shù)林、嚴”，將自己排在嚴復之前。劉禹錫《劉夢得文集》中提到“勿謂翻譯徒，不為文雅雄”，這反映了當時普遍認為翻譯家難以達到“文雅”境界的成見。林紓自視為“文雅雄”的才子，未料康有為在應酬詩中僅將他定位為翻譯家。雖然“譯才”與“翻譯徒”不完全相同，但在林紓看來同屬一類，低于他所追求的地位。對林紓而言，“古文”是他的創(chuàng)作，較之翻譯更是“自家物事”。要理解兩者在林紓心中的差距，關鍵在于了解他對自己“古文”評價的高度。

　　林紓開中國用古文翻譯西洋小說的先例。“古文”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術語，自唐以來，特別在明清兩代，具有特殊而狹隘的含義。并非所有文言都稱為“古文”，“古文”也不必然與白話對立。“古文”包含有兩方面：一是敘述和描寫的技巧，如林紓在《黑奴吁天錄·例言》《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序》《塊肉余生述·序》中所稱的“義法”，指“開場”“伏脈”“接筍”“結(jié)穴”“開闔”等。從這一角度看，白話作品也可能具備“古文家義法”。在“義法”方面，外國小說本就符合“古文”要求，無需林紓轉(zhuǎn)化。另一方面是語言。林紓所屬桐城派為“古文”設置了嚴格規(guī)范，將“注疏”“尺牘”“詩話”等文體排除在外，不僅拒絕白話，還剔除了大部分文言。從這方面看，林紓譯書的文體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古文”，至少不是他自認的“古文”。他譯書時使用的是他認為較通俗、較隨便、富有彈性的文言。這種文體雖保留部分“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允許使用“古文”里禁止的文言、流行的外來新名詞、譯音以及硬譯的歐化成分（錢鐘書，1981：39-40）。林紓意識到，若嚴格遵循“古文”語言規(guī)范，小說將無法翻譯。然而，身為“古文”慣手的林紓和翻譯新手的林紓之間仿佛有拉鋸戰(zhàn)或蹺板游戲，時而放下、時而又擺出“古文”的架子（錢鐘書，1981：42）。

　?。ㄋ模┝肿g小說技法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小說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也。”（魯迅，2005：4）在中國歷史上，小說長期未受正統(tǒng)文學史重視。直到梁啟超發(fā)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小說才得以躋身大雅之堂，從稗官野史、街談巷議一躍成為文學正宗，被視為革新社會、關乎國運的首要工具。但是，這種教化功能的賦予并未改變小說的本質(zhì)特性，只是通過熏、浸、刺、提等方式改變讀者的閱讀感受。因此，梁啟超的倡導實際上未能深入小說書寫的核心層面。晚清小說能在極短時間內(nèi)躍升為主流文體，顯然不僅僅依靠梁啟超的“新民說”和幾部未完成的政治小說。在這一時期，小說從邊緣向主流的過渡過程中，士大夫階層對小說興趣的增長以及小說觀念的變革，實際上與當時盛極一時的林譯小說有著密切關系。林紓的翻譯作品在推動小說地位提升和文學觀念轉(zhuǎn)變方面，發(fā)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楊聯(lián)芬，2002：7）。

　　林紓在翻譯文學序跋中展示了他的小說技法觀，即以《漢書》《史記》為藍本的歷史化書寫（魏巍，2024：73）。在其翻譯理念中，他始終將西方文學作品視為鑒照中國得失的參照系。這種視角實質(zhì)上體現(xiàn)了“影響的焦慮”下的誤讀，既源于現(xiàn)實因素（個人外語水平限制和中日甲午戰(zhàn)敗后的亡國危機），也受歷史觀念影響。林紓特別重視歷史事實，未能區(qū)分小說與歷史的本質(zhì)差異。他認為理想的小說應是小說與歷史的融合，小說可以書寫歷史而不影響歷史的功用。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西方殖民侵略已威脅民族存亡，在這種半殖民體驗下，通過學習“西方”來振奮國民、以“文化西方”想象來謀求國家富強獨立，成為當時知識界盛行的救國路徑。林紓的翻譯實際上是將西方具有虛構意義的小說視為中國可借鑒的歷史敘事，如將反抗奴隸制的《黑奴吁天錄》轉(zhuǎn)化為振作國人志氣、倡導愛國保種的藍本。對林紓而言，他所面對的小說可以忽略其虛構成分，成為具有歷史意義與價值的借鑒對象，這種做法對中國文學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林紓對史傳傳統(tǒng)的堅守也體現(xiàn)在小說題目的改寫中，如將《湯姆叔叔的小屋》改為《黑奴吁天錄》，《一個新兵的故事》改為《利俾瑟戰(zhàn)血余腥記》，《艾凡赫》改為《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等。這種改變減弱了小說的虛構性，無論是記、錄，還是傳，從標題上所突出的是一種歷史的在場感，使讀者感受到真實的描述，使得小說更具說服力，更能服務于林紓喚醒國民的初衷。這是林紓以文化想象西方的方式。正如柯文所說，“甚至當中國人談到‘全盤西化’時，在他們心目中實際上也并不是用西方的社會文化來機械地代替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而是經(jīng)過精選的、他們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來改造中國。”（柯文，1991：19）在林紓的翻譯中，西方成為一個與中國面臨相似困境的實體?；?ldquo;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西化思想，通過林紓的具有“解殖民化”的翻譯后，這些作品不再僅屬于西方文學，也成為具有中國意義、充滿本土氣息的文學，體現(xiàn)了林紓對當時中國問題的批判。從現(xiàn)代小說觀念看，林紓對小說的翻譯成為“虛構的虛構”。在虛構化過程中，林紓充當了想象中的西方與現(xiàn)實西方及其文本，以及在這種虛構的想象之下鏈接中國國情的橋梁，使原本虛構的小說歷史化、真實化，服務于他所倡導的“叫旦”啟蒙目的。林紓的“再創(chuàng)造”不同于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強調(diào)的“可譯性”（本雅明，2010：8），而源于其個人理解與價值選擇。他并非致力于重建“巴別塔”，而是將巴別塔碎片收集利用，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重構社會而努力。正如布克哈特所言，藝術家、詩人和哲學家可以起到兩種作用：把時代和社會的本質(zhì)充分地表達出來，并且，把這些本質(zhì)的東西作為不朽的信息傳遞給后世（布克哈特，2007：204）。

　　林紓并未將翻譯視為個人行為，而始終秉持明確的導向意識。自《巴黎茶花女遺事》始，其翻譯實踐經(jīng)歷從初期無明確目標到后期自覺以翻譯介入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轉(zhuǎn)向（魏巍，2024：76）。在此過程中，林紓尤為重視讀者接受維度，特別是通過調(diào)節(jié)譯本與讀者“期待視野”的契合度來強化傳播效果。正如姚斯所指出的，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必然依賴接受者的主動參與，唯有通過讀者的闡釋實踐，作品方能進入動態(tài)的經(jīng)驗視野，實現(xiàn)從被動接受到批判理解、從審美認知到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的演變過程（姚斯，1987：24）。林譯小說的歷史影響力，本質(zhì)上源于譯者通過創(chuàng)造性改寫策略，在西方敘事與中國現(xiàn)實之間構建文化關聯(lián)，而非原作本身與中國讀者期待視野的天然契合。這種跨文化調(diào)適機制，正是林譯本在當時產(chǎn)生廣泛接受效應的核心動因。

　　三、結(jié)語

　　晚清以降，甲午戰(zhàn)敗后，強國保種成為核心社會命題。以梁啟超、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率先體認小說革新社會的特殊效能，著力推進小說創(chuàng)作和小說譯介實踐。林紓秉持救亡圖存的愛國熱忱，將翻譯視為文化啟蒙的實踐路徑，通過創(chuàng)造性改寫策略彌合西方小說與中國現(xiàn)實的文化裂隙。這種跨文化調(diào)適機制促使譯本突破文學審美范疇，在讀者群體中建構起社會集體共情效應——譯者將文本解讀從文學維度推升至社會認知層面，使異域敘事成為觀照本土現(xiàn)實的鏡像。林譯小說不僅為中國文學現(xiàn)代轉(zhuǎn)型注入域外敘事資源，更實質(zhì)性地提升了小說文類的社會地位。盡管其后期思想轉(zhuǎn)向文化保守主義，但歷史評價應辯證區(qū)分其翻譯實踐的文化先鋒性與政治立場的局限性。作為晚清譯介域外文學最具范式意義的開拓者，林紓通過翻譯建構文化認同的實踐，在近代中西文明對話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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